黔中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汉人都是在几次大分裂的年代迁入的，论分化的历史，各方言大同小异，但为什么屯堡方言与安顺城区方言和贵阳城区方言又有差别，这就是因为融合的内容不同，整合的方法不同。几个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在整合时，有不同地位和命运，有的是无条件保留，有的是经过改造吸收，有的被扬弃了，哪个是源流、哪个层次的层分成为主体，这便是取决于历史文化的条件。以下我们以夜郎文化为例进行简要概述。
一、夜郎国前身的社会文化背景
夜郎在史料中多有记载。《管子·小匡》曰：“(齐恒公)九全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夜郎文化、牂牁、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注曰皆南夷国号。”说明春秋时期已有牂牁，且它是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其名号才能与吴、越等春秋大国并立。春秋之后，牂牁国衰，其国中夜郎部落兴起，至郡国并存之时，仍是以牂牁而不以夜郎作为郡名。对此，著名的清代布依族史学家莫与俦在《南齐以上地理考》中有详实考证：“(牂牁)其国当自巴以西南并夜郎及以南之地，几与南越接，故《史记》、《汉书》并云：‘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此言接南越之处。又云：“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此言当后夜郎境中如此广远，皆得牂牁之名，其国之大可知。后虽此国渐微，他小国各雄长，而故名尚存。故置郡时，以最大之夜郎而不以名郡，亦以牂牁又古最大之国耳。”从充分的史实看来，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属夜郎的辖地。
占据一方的古夜郎国其民族成分主要有：“濮人”、 “僚”人、“越”人。从西周到秦汉这一较长时期内，贵州居住的是“濮人”。史书上也多有记载。《华阳国志》：“竹王兴于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由此可知，濮人是牂牁、夜郎国的建立者。又如：“卜人，西南之蛮也”；“濮在楚西南”；“濮为西南夷也”等。到了东汉之后，“濮”逐渐被“僚”取代。明清时期，史籍中就更难看见“濮”或“僚”的称谓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仡佬族”称谓。追本溯源，显然，上古和中古时期的“濮”与“僚”已逐渐演变为以“仡佬族”为主，并包含了布依族、苗族、侗族等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仡佬族与古“僚”人和“越”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语音上寻找佐证。
芮逸夫在《僚为仡佬试证》中肯定了董同禾先生《上古音韵表稿》中提出“僚”的古读声母是复辅音的观点，并认为若对复辅音分开慢读的话，便是“葛僚”、“葛佬”、“仡僚”、“仡佬等。《新唐书》：“戎沪间有葛僚，……大中末，昌沪二州刺史贪沓，以弱增及羊，疆僚市米麦一斛，得直不及半。群僚诉日，当为贼死耳里！”这里“僚”与“葛僚”对举，显然，“葛僚”即“僚”。 南宋朱辅 《溪蛮丛笑》中提到的“仡佬”是《宋史》中“佶僚”的异文。《正字通》说：“佬，鲁考切，音劳，上声，仡佬蛮也。”明代学者田汝成认为“僚”与“仡佬”有着共通性，在《炎缴纪闻》中提到“仡佬一曰仡僚”，又在《行边纪闻》说：“仡佬一日僚”。
二、历史上的分化与融合
长期以来，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仡佬族散居在汉族中间逐渐失去了包括语言在内的自己的民族特征。
最早对仡佬族先民进行打压的可追溯至公元3世纪初期，即三国蜀汉建兴年间，诸葛亮将领马忠派遣张襄攻打牂牁郡，期间将生活在此的两千多僚人强行迁往迁往汉中(今陕西汉中地区)。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平水西土司叛乱，大方、遵义一带的仡佬族慑于官兵征剿，外逃他乡。清初志书《新补贵州通志》与田雯《黔书》记载，在石阡苗民司、黎平八舟、古州(今榕江县)曹滴司，均分布有仡佬族，清平(今凯里县炉山区)的仡佬族还能通汉话。乾隆以后仡佬有向黔西南迁徙的迹象。嘉庆二年(1797年)，以韦朝元，王囊仙为首的布依族农民起义遭镇压失败后，其中不少仡佬族农民，或为逃避当地封建地主的敲榨勒索，或因本地遭受天灾而随众向黔西南各县迁徙，有的辗转迁徙进入云南、广西以及国外的越南北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逐步形成了仡佬族居民点。总体上看来，清代贵州仡佬族同胞的迁徙，路线主要是向黔西南方向，并跨越省境，渡过南盘江、八达河，陆续迁入广西与云南，甚至越南。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者对土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及镇压农民起义造成的。
三、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
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原先聚族而居在云贵高原东北部及湘西一带的僚人及后期仡佬族逐渐形成分散居住，与汉、彝、苗、布依等民族杂相居住的局面。自然，仡佬族语言与其他诸民族语言也会产生接触。并且影响是相当大的。
据周国炎（1992）的研究，散居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仡佬族也有兼通或主要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完全转用汉语的；
(二)转用汉语并兼通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仡佬语除外)；
(三)转用汉语并兼通两种或两种以上少数民族语言的(仡佬语除外)；
(四)转用别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
汉族由于人口占绝对优势加之与生俱来的民族优越感，因此，汉语方言相对仡佬族等语言来说是强势语言。仡佬族同胞为了与汉人进行社会交际，不得不掌握汉语。以“个体母方言”和“群体母方言”为例。在“个体母方言”中，汉族女子嫁到仡佬家庭中，由于不会说仡佬语言，家庭中的成员与她进行交流时，需得使用汉语；而没有她在场时，家庭成员之间就多使用仡佬语言。这样，在家庭中便出现了仡佬语与汉语的双语制。当家庭成员中再没有人掌握和使用仡佬语时，家庭双语制消失，过渡到只使用汉语的单语制，也就实现了语言的转用。“群体母方言”中由于迁徙到外地的仡佬族同胞除与汉族通婚外，还与别的少数民族通婚，这样在有些地区的仡佬族家庭中，不仅出现双语现象，而且出现多语现象，家庭中的双语，不仅有仡佬语与汉语，还有仡佬语与别的某种当地少数民族语言。
由于受汉语的影响，仡佬语的构词方式和语法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仡佬语属壮侗语族语言，构词方式大多与其他壮侗语族语言相同，如：形容词修饰名词构成新词或词组时，多采用“正偏式”，即中心词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但由于受汉语的影响，出现了不少偏正式的名词和名词词组。语句中“的”字结构的广泛运用也是仡佬语深受汉语影响的具体表现之一。汉语“的”在仡佬语中读作ti33，多数情况下变读为li33，经常置于代词、名词以及方位词结构的后面作修饰成分。由li33构成的修饰成分都是前置定语。
就汉语借词来说，汉族的语言与文化对仡佬族的影响持续时间长，接触领域非常广泛，大批汉语借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到仡佬语中。汉语借词的使用不断影响着仡佬语的内部生态环境。仡佬语借用汉语词汇的方式跟大部分语言一样，主要有完全借代、非完全借代两种形式。完全借代以单音节词为主，且大多是早期借词，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近、现代借词。非完全借代的内部构成则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半借合璧式、半借派生式、仿造类推式。
1.半借合璧式
半借合璧式汉语借词指由借自汉语的词素与仡佬语本身固有的词素组合构成的词语，参与组合的主要是名词、形容词与动词，也有少量数词、量词、副词等。如：pu55（公） ja13（鸭）公鸭 ma43（公）ja13（鸭）母鸭
2.半借派生式
这类借词比较特殊，在汉语借词的前面附加数量有限的几个词头ma55、pa43、lei55构成新的词汇。借词在汉语中已经有了具体意义，在前面附加词头起到标记作用。这类词以名词居多。
3.仿造类推式借词
主要仿照汉语的词义组合方式或部分语素的读音，利用仡佬语中固有词素造出新词，或者利用来自两种语言的词素造出新词。构词语素有时从字面上看显得有点不合逻辑，词素意义的组合似乎有点奇特，但又自有其构词理据。
就汉语和仡佬语接触来说，汉语是“高阶语言”，仡佬语是“低阶语言”。汉语受仡佬语言的匹配，会丢失一些语言特征；仡佬语所受的影响主要是从汉语获得借词。有个别散居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中的仡佬族，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完全改说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出现濒危语言的现象。
综上，对于语言工作者来说，虽然不可能阻止语言接触产生的濒危现象，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在语言田野调查的作用，尽量做好录音、录像材料，建立音档，最后连同记录下来的词汇、语法和长篇话语材料和相关录像资料构成一个大型的仡佬语语料库，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行的依据。（人文学院 叶晓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