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河畔,红军山下,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人潮涌动。在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下,游客驻足参观、留影……82年前,就在这栋小楼中,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转折史。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
“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看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进行了完美结合,这也是遵义会议留给后人最重要的精神指引和历史遗产。
转战贵州 濒临绝境的“神圣抉择”
穿过红军街,踏上青石板,来到子尹路,黑底贴金的大木匾上,“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熠熠生辉。步入大门,观小楼、阅展厅、看展品,沿着历史脉络,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幕幕在眼前展开。
“在全国诸多革命旧址中,能够获毛泽东手书址名的,只此一处,至今已悬挂了47年。” 对于这段历史,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费侃如娓娓道来。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博古、李德实施了“以硬碰硬”的防御战略,连连遭遇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了3万人。
在危机时刻,要么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等人之意,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依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要么遵循毛泽东的建议,立转向西,到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党和红军当时面临着“双重”生死抉择。
“红军转战遵义并非偶尔,而是有其必然性。”费侃如告诉记者,接连失利让红军内部明显滋生了负面情绪,通道会议召开后,经毛泽东的再三坚持,许多领导者开始反思,作战路线方针是否正确?然而,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召开后,毛泽东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战略意见,开始得到采纳。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红军又占领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在乌江这道天然屏障的保护下,红军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得以控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红军进驻遵义后,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推动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并重新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其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威逼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冲过一道又一道险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实事求是 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路走对了,就算过程再曲折,总会迎来光明的一天。”对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了40余年,费侃如谈起这段历史仍十分激动,“面对长征的千难万险,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的召开,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精神。“遵义会议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遵义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炼说,中央红军在遵义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2天有5000多群众自发参加红军,奠定了红军强大的群众基础。
红军到达遵义后,人民群众以最高礼节迎接红军进城,自发组织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积极筹粮、筹盐、筹款。红军进入遵义的第3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帮助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县级政权组织——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并在群众大会结束后举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拉近了红军与群众间的情感距离。
“红军在遵义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小红’的故事流传最为广泛。”张炼口中的“小红”原名“龙思泉”。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凭借高明的医术,在翻山越岭为村民治病时,不慎脱离了红军队伍,追赶部队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18岁。
“纠错是遵义会议的精髓所在。”在陈松看来,中国共产党汇聚了众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因为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民族信念,在这个群体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自我革新、不断完善的基因,以及超乎寻常的韧性和意志,让共产党人在遭遇挫折时,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顺利召开了遵义会议。
陈松认为,遵义会议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走出了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传承与发展并重 “红色遵义”实现绿色发展
作为全国第一批红色革命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自1955年开馆以来,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更清晰和系统地还原了红军在进入贵州之后的历史脉络。
“虽然每次讲的内容相近,但面对不同参展对象,自己也会有不同的收获。”作为已有5年经验的讲解员,骆玉梅每次讲起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依然充满了自豪感。有时为游客讲解,还会经常获得游客的点赞,这让骆玉梅感到有成就感,“遵义会议纪念馆承载着传播、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的责任,作为红色革命家园的守护者,我们要讲好红色故事,让遵义会议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2013年7月,遵义会议纪念馆斥资两亿余元进行改扩建工程,在原有的基础上采用室内空间布局、平面展示、模型展示、实物展示、多媒体展示、灯光设计辅助等手段,通过体验性设计和情景规划,系统全面地再现了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遵义的活动情况,进一步增强展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重要社会功用。
为了更大程度发挥纪念馆的教育作用,讲好这段红色故事。2016年7月,遵义还突破地域限制,把纪念馆“搬”到全国各地,在全国开展了“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巡展活动。同时,遵义还大力培养专家型宣传队伍,形成“人人会宣传,人人都研究”的氛围。“随着贵州交通的改变,到纪念馆参展的游客每年都在以20%的速度增长,2016年游客超过400万,预计2017年能达到500万。”陈松说。
“坚持红色传承,推动绿色发展。”遵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梁卓说,遵义始终把红色旅游作为特色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不断丰富红色旅游内涵,提升红色旅游品质,2016年,遵义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2697.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余亿元。
旅游的井喷式增长,为当地农户带来了“甜头”。2016年以来,遵义通过“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群众参与”的红色旅游扶贫模式,带动3.5万贫困人口脱贫。在遵义,红色旅游已在脱贫攻坚中,走出一条红色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实践之路。